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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寻乌人口迁入及其分析

2016-07-21 00:07:36 来源:寻乌老二古lao2gu.com 浏览:113

明清时期寻乌人口迁入及其分析

傅火水(指导老师:许怀林)

寻乌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东毗福建武平县、广东平远县,南邻广东兴宁、龙川县,西连安远、定南县,北接会昌县。因地处赣、闽、粤交界处,历史上和闽、粤两省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本文从方志和其它一些资料中对明清时期寻乌的人口迁入作一些探讨和分析,希望对研究寻乌的开发和人口迁徙有所裨益。

一、明清时期寻乌人口迁入的概况

 

寻乌原名长宁县,于明万历四年“析安远县所属双桥、南桥、腰古、寻乌等十五堡划出置长宁县”[ 1],隶属赣州府。1914 年因与四川省长宁县同名,据县境内寻邬河改为寻邬县; 1957 年改现名。因为地缘等关系,历史上移民较为活跃。特别是闽、粤两省移民,在明清时常大批迁入寻乌。

1985 年版《江西省寻乌县地名志》( 以下简称《地名志》) 记载,全县共有1599 个自然村,移民( 包括省外和江西本省县市移民) 建立或迁来定居的村子共有216 ,14%弱。这些村落建立的具体时间一般都难以考证。但《地名志》记载了大多数村落移民开基或迁来居住到修志时的代数,因此,大概的时间还是可以知道的。如果一代以20 年来计算的话,他们迁来的时间大约有150 年到500 ,也即在15 世纪80 年代的明中期到19 世纪40 年代的清中期。在古代,人们认为“早生子,早得福” , “多子多福” ,一般多在十五六岁结婚, 20 岁左右即生儿育女。因此以 20 年为一代基本上是可靠的。再引《地名志》载: 竹园头( ) ,朱氏于明洪武年间由福建迁此已30 [ 2], 30 代历600 ,往前溯即1385 ,与所载洪武年间大致吻合。

在所有216 个移民村落中,除少部分迁来时间不可考外,大部分是可以推知的。历 30 代以上或6 代以下的寥寥无几,即明代以前和清代以后迁入的居民很少。可以肯定,明代以前有不少居民迁此落居,但因年代久远,《地名志》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本文根据《地名志》的记载,查寻出明清时期迁入寻乌的村落,并据此列成表格( 见下表)。据此可知,明前期,外境人口迁入寻乌的还是较少,明中后期和清中期是外境人口迁入寻乌的主要时期。鸦片战争以后,外境人口几乎停止了迁入。

 

明清时期迁入寻乌境内的村落统计   (单位:个)

迁入代数

26~30

20~26

17~20

10~17

6~10

相当于历史时期

明前期

明中期

明后期

清前期

清后期

建立村数

10

71

12

37

13

   

    在所有的移民村落中,来自本省的有: 吉水曾氏建立的上津村,会昌周氏建立的3 个村落,会昌刘氏、古氏、江氏、蓝氏、邹氏等各建立的1 个村落,吉安宁氏建立的2 个村落,王氏建立的1个村落,瑞金刘氏建立的3 个村落。此外,还有上犹刘氏、信丰甘氏、定南方氏、泰和尹氏、婺源汪氏、万安袁氏、赣县王氏各建立的1 个村落。省内移民主要来自安远,共有24个移民村落迁入,主要姓氏有刘氏、谢氏、赖氏等。来自省外的移民除闽、粤两省外,还有浙江和江苏等地的移民。但大多来自闽、粤两省,计有福建移民19 个姓氏建立的 43 个村落,主要的姓氏有钟氏( 10 个村落)、张氏( 6 个村落)、朱氏( 4 个村落); 来自广东的有37 个姓氏建立的88 个村落,主要的姓氏有刘氏( 9个村落)、钟氏( 8个村落)、黄氏( 5个村落)。闽、粤移民特别是粤籍移民构成了寻乌移民的主体。

移民在寻乌县境内分布如下: 长宁镇4个村落,罗塘乡17 个村落,水源乡14 个村落,澄江乡20 个村落,三标乡 13 个村落,剑溪乡6 个村落,文峰乡 19 个村落,吉潭乡 19 个村落,项山乡4 个村落,中和乡15个村落,南桥乡24 个村落,菖莆乡7 个村落,留车乡 26 个村落,岑峰乡21个村落,桂竹帽垦殖场11 个村落。这些移民村落大致分布于寻乌江及其支流附近的河谷地带,东面的项山、剑溪两乡分布较少,西面的桂竹帽垦殖场和菖莆乡也较少。南部较北部多。

 

二、寻乌迁入人口的分布格局

 

迁入寻乌的移民,主要分布于寻乌江及其支流流域。寻乌江属东江水系,流域覆盖全县大部分地区,粤籍移民可以较顺利地进入寻乌境内。粤籍移民多分布在寻乌县南部地区,沿河上溯到澄江、吉潭等乡镇; 闽籍移民多是通过山岭间关口进入寻乌县境内的,多分布于该县的东部地区; 安远移民多分布于该县西北部; 会昌移民多分布于该县北部。这种分布体现着方便就近的原则。东部剑溪、项山两乡外籍移民较少,这是因为寻乌县东部为武夷山南端余脉延伸,山脉呈南北走向,多在1000 米以上。无疑,山高路险,阻碍了该地和闽、粤两地的交往与交流。该县西部的情况也类似,西部与九连山连接,也多海拔在700 米以上的南北走向的山脉,成为寻乌、安远、定南间一天然屏障。在交通落后的当地,移民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在古代社会,地理环境对于人口迁徙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人口的分布,意义更大。

在封建社会,家族或地方势力在地方事务中往往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一个地方如果地方势力强,外地人是很难站稳脚跟的。因为外来人要分割或威胁他们的利益。对于农民来说,移民要争夺他们本来就不多的土地、水源、山林资源甚至争夺一些佃农的租佃权; 对于地主阶级来说,移民要参预地方政权和事务,对地主乡绅也不能不是一种现实或潜在的威胁。所以当地土著人或先来之居民都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其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家族力量的大小。但这种情况在明初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并不多见。如洪武初年,杨霄远就说: “臣待罪安远,知安远一兴一废,立县者三。又细访县中,不闻大姓,且少百年之家。 ”[ 3]况且该地又是人口迁徙频繁的地区,既有人口内迁,也有人口外迁。这种人口流动性大的地方本身也不利于家族力量的形成与发展,这有利于境外人口迁入。所以在明朝人口大量迁入以前及以后一段时间内,寻乌县家族势力都没有大的发展,更不普遍。但家族势力在以后时间内还是慢慢发展起来了。即使是移民也要培养他们的家族势力,以求保障和巩固他们固有的利益。一旦家族势力发展到足够强大时,就对人口迁徙分布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罗塘乡的上津村[ 4],曾顺震从吉水县文江村迁此28 ,现有2081154 ,是个大村落,又从上津村陆续分出樟树塘、煅项、下屋、罗衣坳、老屋场等若干个曾氏家族的村落,是罗塘乡的一个大族,该村群位于罗塘乡北部与会昌交界处不远。同样,三标乡甲子乌为首的谢姓村群[ 5],澄江乡大墩、凌富为首的凌姓村群[ 6],家族势力都很强大。这些显姓均位于寻乌北部,所以北部会昌迁来的移民显著偏少。同样位于寻乌县北部的水源乡就不同,这里没有大姓聚居的现象,来自安远赖氏,吉安宁氏,赣县钟氏,会昌江氏、古氏、周氏,万安袁氏,福建武平林氏、钟氏、朱氏等相继迁入落居。说明家族势力是对移民有影响的。在寻乌县南部地区,如留车乡、晨光乡、南桥乡等乡镇,由于没有占绝对多数的大姓,容易接纳外地移民。因而南部移民就较北部活跃。在东部项山、剑溪两乡,是潘姓聚居的地方,外地移民进入也有一些困难。因而在移民分布因素中,既有地理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方面的因素。

当然,地方上绅士地主把持着家族的大权,但他们的能量毕竟是有限的。他们借助官僚集团的影响和力量来强化家族力量。这在传统社会里,也是常见的。大的家族有能力培养本家族弟子进入科场,进入官场,而地方官僚也借助家族力量来维护它的统治。据《长宁县志·仕宦志》记载统计,在明朝,仕宦者排在前几位的姓氏有: 凌氏12 ,刘氏 10 ,谢氏 7 ,罗氏 5,王、潘氏各3 ,其中凌氏、罗氏、潘氏为纯土著,刘氏、谢氏既有土著,也有移民。说明土著人在明朝时期占有较大的优势。但移民家族力量发展较快。到了清朝,情况就变了,仕宦者排在前几位的姓氏有: 曾氏50 ,刘氏25 ,曹氏8 ,凌氏 8 人。移民来的曾氏占了绝对地位,说明曾氏力量在当地是非常强大的。凌氏已远不如昔了。仕宦者一方面体现了家族势力的大小,反过来又维护本家族在地方的利益。因此可以作为评价地方势力的一个指标。

 

三、寻乌县人口迁入的社会背景

 

在历史上,促使人口迁移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因素,也有军事的、自然方面的因素,有时甚至是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人口的自然流动总是趋利避害,从生存条件差的地方流向生存条件好的地方。就整个赣南山区而言,南宋前人口不多,南宋人口迅速增加,元代又大幅度下降,每平方公里仅8. 9 人。其原因是宋政权南渡后,大量北方人口南迁,相当部分进入了赣南。赣南山区恶劣的生产条件和蜂拥而至的大量人口发生矛盾,致使南宋时赣南成为农民起义最多的地区之一,地主阶级的血醒镇压使赣南人口大量死亡或外迁。宋元之际,赣南地区和闽粤山区成为抗元的重要地区,人口大量减少。直到明朝前中期,景象依然如故。杨士奇称: “赣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偏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里胥持公牒征召,或行数日不底其舍。而岩壑深邃,瘴烟毒雾,不习而冒之辄死,而死者常十七八。 ”[ 7]杨士奇的话不免有些文学夸张,但也反映了赣南山区的基本情况。我们再来看寻乌。据《长宁县志·名宦志》载: “杨霄远,字云鹤……洪武初为安远典史,邑小民寡,四郊多旷土。 ”[ 8 ]杨霄远即今寻乌人,所在的山区荒凉,人烟稀少,为人口的迁移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发现,寻乌在明前期人口迁入较少,这是因为其周边地区如赣南山区、闽西山区、粤东山区的情况与寻乌大致相似,皆“民寡”而“多旷土” ,在人地矛盾不突出时农民们还是能勉强生存下来的,他们安土重迁。所以这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再则,明初对人口的控制也是很严格的。洪武十四年,开始在全国编造黄册,以更严密的制度登记掌握人口。据《弘治会典》卷130 记载,早在洪武年间,明王朝就曾推行“路引制度” , “凡军民等往来,但出百里者,即验文引”[ 9],“沿途各地巡检司对过往行人加以盘查,对无文引者要擒拿送官,进行查究”[ 10]。老百姓当然不得自由流动。据《大明会典·户部》载: “其各里甲下或有他郡流移者,即时送官给行粮押赴原籍州县复业。 ”[ 11 ]因此,明初移民在法律上是不许可的,也没有十分必要的经济原因。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衍,人口问题在赣南山区渐渐严重起来。因为赣南山区和整个闽西、粤东、粤北山区,耕地资源都十分有限, “万顷山冈一线田而已” 。如寻乌县“邑处万山,山无生息,所恃以谋生者,止山罅之田。故从事南亩者,披星戴月,无地不垦,无山不种,无待劝也。地之所出,仅足敷食。今户口益稠,倘遇歉薄,则仰给他处甚 ”[ 12]。土地有限,生齿日繁,而明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徐贞明在《西北水利议》中指出: “东南之境,生齿日繁,地苦不胜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 ”[ 13 ]农民在无地可耕的情况下,只有四处流徙。他们有的迁到了寻乌。成化二十二年南赣地方官称: “南赣二府,地广山深,居民颇少,有等富家大户不守本分,吞并小民田地,四散置为庄所。邻近小民,畏避差徭,携家逃来,投为佃户或收充家人。 ”[ 14]迁徙而来的除邻近安远等县移民,肯定也有闽、粤籍流民。如隆庆《福宁州志·户口》指出: “吾州之籍,以嘉靖以视洪武,户减三之二,口减五之三。 ”这些人大多成为流民,流落各地,特别是临近的赣南地区。面对日益严重的流民问题,明政府也相应地改变了政策,明《英宗实录》正统六年十一月庚戌条载: “先是行在户部奏: 宜令各府县备籍逃去之家并逃来之人,移交互报,审验无异,令归故乡。其有不愿归者,令占籍所寓州县,授以田亩,俾供租税。则国无游食之民,野无荒芜之地矣。上命下廷臣议。至是,佥以为便,从之。 ”[ 15]明政府对既成事实的移民,只好让他们落籍,向他们收取租税,人口迁徙成为合法的了。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海盗倭寇骚扰日炽,沿海地区部分百姓内迁,也从而迫使闽粤山民向内地迁徙。正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明中后期闽粤向寻乌的人口迁徙相当活跃。

明清之际,由于清军人关后的烧杀劫掠和武装镇压,导致人口亡徙和田园荒芜,接着而来的“三藩之乱”对江西破坏更大。时人指出: ( 江右) 自遭诸逆变叛,人民死徙,田地荒芜,伤残蹂躏之状,荡析仳离之惨,什倍他省……杀戮逃亡丁七十余万口,抛荒田地一十七万余顷。 ”[ 16]寻乌县也不例外, “三藩之乱”波及寻乌,死难乡勇就有几百人之多。政府下令招垦,各山区招来垦荒的流民绝大多数为闽粤之人。这是因为粤东、闽南自明以来地狭人稠的状况依然存在。“闽东人稠地窄,米谷不敷”[ 17],或言: “而粤又地狭隘,人众多”[ 18]。闽南大体相似,如上杭:“杭邑田少山多,民人稠密。 ”[ 19]另外,清初实行的迁海和长时间的禁海政策,也促使闽粤两省流民向西部迁徙。可是到了嘉道以后,赣南山区人口趋于饱和,人物耕地仅在一亩左右,粮食问题日渐突出,接纳流民的能力迅速萎缩,再加上清中期以后海外移民规模日益扩大,就使得他们对赣南山区的移民活动逐渐停止。

明清时期寻乌县人口的大量迁入,正是上述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影响所致。

 

 

[ 1 ] 清光绪三十三年《长宁县志》。

[ 2 ] [ 4] [ 5 ] [ 6] 《江西省寻乌县地名志》 ,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3 ,19 ,5 , 40 页。

[ 3 ] [ 14 ] 杨霄远《薄敛疏》 ,清同治《赣州府志·艺文》 。

[ 7 ] 杨士奇《送张鸣玉序》 , 清同治《赣州府志·艺文》。

[ 8 ] 清光绪《长宁县志·名宦志》 。

[ 9 ] [ 10 ] [ 11 ] [ 13 ] [ 15] 均转引自《试论明代的人口政策与人口逃移》 ,载《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 3期。

[ 12] 清光绪《长宁县志·风俗》 。

[ 16] 清康熙《西江志·艺文》 。

[ 17] 清乾隆十一年《河源县志·农功》 。

[ 18] 广东兴宁《廖氏族谱》 。

[ 19] 清乾隆《上杭县志·物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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